5省市人口为何逆势正增长******
近日,多省市公布了人口数据,截至目前,已有青海、江西、甘肃、广西、重庆5个省市宣布人口正增长。专家分析认为,这些省市的人口增长中既包含自然增长,也有人口迁入的影响,接下来,曾经在出生人口数量上占据第一位置的广东和人口增量曾位居第一的浙江也可能实现人口的正增长。
自然增长与机械增长
2022年,中国人口出现近61年来的首次人口负增长。国家统计局1月1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年末全国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
人口负增长的整体趋势下,仍有多个省份逆势实现了正增长。1月29日,青海省统计局发布消息称,2022年末,青海省常住人口595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万人。至此,已有青海、江西、甘肃、广西、重庆5个省份宣布人口正增长。
其中,2022年末江西全省常住人口4527.9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0.58万人;2022年末甘肃全省常住人口249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万人;2022年末广西常住人口5047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0万人;2022年末重庆常住人口3213.3万人,比上年末增加0.9万人。
但这一增长或许并非完全是“自然增长”,其中还涉及人口的迁入与迁出。人口学专家何亚福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人口是正增长还是负增长,需要了解两个概念,一个是人口自然增长,一个是机械增长。“某一年的出生率减去死亡率,就是自然增长率。如果出生率大于死亡率,那么自然增长率就是正数。如果没有人口的迁出或迁入,自然增长率是正数意味着人口正增长。”
“所谓机械增长,则是指人口迁移,包括迁入和迁出。由于存在人口迁移,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然增长率是正数并不意味着人口一定正增长,是负数也并不意味着人口一定负增长。一个典型例子是,德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多年来是负数,但由于德国近年来接收了大量外国移民,所以近年来的总人口保持正增长。”何亚福表示。
何亚福介绍,2022年,青海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37%。,广西为1.43%。,江西为0.25%。,都为正数,意味着这三省出生率都大于死亡率,而甘肃、重庆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0.04%。和-2.11%。,代表着两省的常住人口增加主要是因为净流入人口大于自然减少人口。
正增长背后的经济“磁吸力”
“一般规律来说,人口是往发达地区、就业机会多的地区流动。”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军向北京商报记者介绍,“常住人口的增加主要靠外来人口而非户籍人口,所以全国来看是总量萎缩,个别省份有结构性的增长,原因主要就是经济发展的水平、潜力以及背后强大的公共服务能力。”
那么,上述省市拥有怎样的经济“磁吸力”。以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0.25%。的江西为例,2021年江西省GDP为29619.7亿元,比上年增长8.8%,高于全国0.7个百分点,增速居全国第四位。而2022年,江西省的GDP则达到32074.7亿元,同比增长4.7%,以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7个百分点的增速与福建并列第一。人口增长同步进行,2021年末,江西的常住人口减少1.46万人,而2022年江西除人口自然增长率为正数外,在人口机械增长方面也新增流入人口9.45万人。
同理再看重庆。2022年,重庆新增流入人口7.7万人,与之同步的是重庆经济地位的“飞升”。数据显示,2022年,重庆GDP为29129.0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6%,首次超过GDP为28839亿元的广州,进入全国四强。
甘肃的“磁吸力”同样有迹可循。2021年末,甘肃省新增流出人口14.53万人,而2022年,甘肃则逆势新增流入人口约2.1万人。在此期间,甘肃省持续优化经济结构,工业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升。2022年1-12月,甘肃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57%、制造业投资增长46.9%,其中,制造业技改投资、装备制造业投资和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分别同比增长54.4%、68.9%和14.7%。总体上,2022年,甘肃省地区生产总值11201.6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4.5%,增速高于全国1.5个百分点,居全国第三位,位次比上年大幅前移17位。
广东浙江或也保持正增长
人口实现增长的或许不止前述5省市。
从2021年来看,数据显示,广东2021年末全省常住人口12684万人,比上年末增加60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18.31万人,出生率9.35%。;死亡人口61.12万人,死亡率4.83%。;自然增长人口57.19万人,自然增长率4.52%。。当年,广东在出生人口上占据了第一的位置。
那么广东是否仍会实现人口增长?何亚福认为,答案或许是肯定的。“到目前为止,广东省尚未公布2022年常住人口数据。但按照往年的数据来分析,广东省2022年常住人口可能也是正增长。”
何亚福认为,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一直是人口净流入的省份,中西部省份有大量的年轻流动人口去广东打工。对比“七人普”和“六人普”数据,可以看出,从2010年到2020年这十年间,广东省常住人口就增加了2169万人,增量居全国各省份的第一位。
而在增量方面,2021年占据第一的不是广东,而是浙江。数据显示,浙江2021年末全省常住人口为6540万人,且超过了广东60万人的增量,增加了72万人。
在何亚福看来,浙江与广东类似。“浙江2021年出生人口为44.9万人,死亡人口为38.4万人,自然增加人口仅为6.5万人,但常住人口却增加了72万人。可见,浙江人口的增长主要还是受益于人口流入,且可能继续存在人口流入。”何亚福表示,“所以,预计浙江和广东2022年常住人口都是正增长。”
“广东、浙江两省保持住经济、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优势,就仍旧具备人口增长的基础和潜力。”王军认为,“其实,人口是一个慢变量,短期之内的现象不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点,需要较长时间、连续观察可能才会有一些比较明确的规律。但总体上,主要的经济大省应该都具备内生增长动力和吸引外来人口的优势。”
北京商报记者 方彬楠 冉黎黎
如何打赢外来入侵物种阻击战?科研提供新依据新方法******
如何打赢外来入侵物种阻击战?
外来物种是一把双刃剑。在一些情况下,引进外来物种确实有助于特定地域的经济发展和生态保育。但是在另一些情况下,外来物种又可能构成生物入侵。
【深瞳工作室出品】
采 写:实习记者 孙明源
本报记者 马爱平
策 划:刘 莉
今年1月1日,农业农村部会同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海关总署和国家林草局组织制定的《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开始施行。
“外来物种真不少啊”“这份‘黑名单’来得及时”……一经发布,这份目录就引来众网友热议,网上话题量达到298万多条。
基于2022年全国范围外来物种调查及科研人员多年来监测研究,这份最新名录内容从原有的52种更新为59种。
鳄雀鳝、加拿大一枝黄花、美国白蛾……对于这些外来入侵物种,人们或许只是偶有耳闻。事实上,外来物种入侵在我国也非新问题。大多数时候这些外来入侵物种并不显眼,它们静悄悄地给某些地区带去生态灾难,导致受灾地区以外的人们很难关注到它们。直到去年8月,鳄雀鳝以一种异样的形式进入公众视野,让更多人知道了“外来入侵物种”到底是什么。
抽干湖水只为两条外来“怪鱼”
“鱼抓到了吗?”
2022年8月26日,在某直播平台的上百条弹幕里,这个问题“刷屏”了。评论和弹幕背后有至少3700万网友看过直播。
直播现场在河南小城汝州,在那里,工作人员抽干了公园里近30万吨的湖水,只为抓住两条名为鳄雀鳝的“怪鱼”。
次日,汝州通报称,一公一母两条鳄雀鳝已被捕获,并接受了无害化处理。至此,持续一个月的“抽湖捕鱼大战”落下帷幕。
其间,网上甚至出现过此次行动是“劳民伤财”的质疑。
但这个事件,可以说给全民上了一节外来物种入侵的科普课。
早在2002年,在创始人胡隐昌研究员的带领下,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外来物种与生态安全创新团队已经开始关注外来入侵水生生物。顾党恩是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外来物种与生态安全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国家大宗淡水鱼产业技术体系外来物种入侵防控岗位专家。2009年起,该团队对包括鳄雀鳝在内的多种外来水生生物进行了长期大规模的调查监测。
鳄雀鳝食量惊人,一旦泛滥成灾,不仅会影响渔业生产,威胁粮食安全,更会通过捕食作用导致本土鱼类等水生动物种群的急剧下降,从而影响水生生物多样性和水生生态系统,进而威胁生态安全。
调查数据显示,鳄雀鳝近几年来在我国扩散蔓延速度非常快,在从海南到北京、从上海到西南的大部分省区内都有野外捕获鳄雀鳝的记录。如果不及早干预,有可能扩散到大部分自然江河。
为了摸清鳄雀鳝等外来水生生物的分布和数量变化,顾党恩团队常年在南方的各个水域撒网、取水样、“摸鱼”。
此次鳄雀鳝进入新版名录,与该科研团队提供的大量第一手调查数据以及风险评估报告有着很大关系,可以说离不开这些科研工作者的多年努力。
外来入侵物种防控部际协调机制办公室负责人介绍说,《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在物种遴选上有四个依据:危害程度重、扩散蔓延快、防控治理难、危害形式多样。“并不是所有外来入侵物种都能‘上榜’。”顾党恩告诉科技日报记者,鳄雀鳝能“上榜”,是因为它会造成很严重的危害,而且能快速扩散蔓延,一旦泛滥就很难得到有效控制。
每年造成的损失高达2000亿元
通过公开资料检索,记者发现我国较早的外来入侵物种,是一种来自非洲马达加斯加的蜗牛。
20世纪30年代,这种蜗牛翻山过海,随着英国、日本的全球贸易首先出现在我国厦门、台北。如今,它已经广泛分布于我国南方多省区。这种蜗牛学名褐云玛瑙螺,即人们常说的“非洲大蜗牛”。
它就是典型的外来入侵物种,不仅对蔬菜等农作物危害极大,还携带多种会对人体带来危害的病原体。
随着全球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外来入侵物种扩散蔓延的风险不断提高,外来入侵物种带来的危害也逐渐增大。
农业农村部外来入侵生物防控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生物入侵研究创新中心主任刘万学说,我国近十年新增入侵物种55种,每年新增入侵物种达5—6种,是20世纪90年代前新增入侵物种频率的30倍。
中国林科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副所长、外来有害生物与植物检疫学科组首席专家赵文霞记得,2010年时,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出现大面积高山栎枯死,许多山头出现成片成片的枯死木,高原仿佛患上了“毛发斑秃”。赵文霞及有关专家顶着高原反应走遍了这些山头,最终确认高山栎大面积枯死背后的“凶手”竟是一种夜蛾科昆虫。高山栎虽能在高原挺拔屹立,面对外来入侵物种却可能遭遇生存危机。
另一种让赵文霞印象深刻的入侵物种是加拿大一枝黄花。这种菊科植物在我国南方极易滋生。“荒废的上海造船厂长满了这种外来入侵物种,它们的种子像蒲公英一样随处飘洒,风一吹漫天遍野,扎根之处不给其他植物留下任何生长空间。”赵文霞说。
“所到之处寸草不生”,这是顾党恩对另一种外来物种——齐氏罗非鱼的评价。这种鱼吃水草能力极强,在实验环境条件下几条鱼一两周就可以吃光一水池的水草。广州四大生态调蓄湖之一的东山湖,因用于净化水质的水草往往被齐氏罗非鱼破坏殆尽,导致东山湖水质净化工作陷入停滞状态,水质一度沦为劣V类。
另一种对全球森林极具危险性和毁灭性的外来入侵物种则是松材线虫。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教授杨忠岐说,其引发的松材线虫病具有极强的传染性,被称为松树的“癌症”。一旦松材线虫侵入林区,会让以松树为主的针叶林染上松材线虫病,从而对整个林区带来毁灭性的破坏。
“能想象某一天黄山的主要景观资源黄山松都被毁灭殆尽,黄山再无迎客松吗?”杨忠岐告诉记者,1982年我国首次在南京中山陵发现松材线虫病,40年来松材线虫给我国林业造成了巨大损失和生态灾难。
对于外来入侵物种造成的灾害,刘万学提供了一组触目惊心的数字:草地贪夜蛾危害严重时可能导致玉米、小麦等作物50%以上的产量损失;番茄潜叶蛾危害严重时可导致番茄减产80%—100%;苹果蠹蛾对我国苹果和梨等水果产业构成的潜在经济损失高达140亿元/年;在1平方米的玉米地里,30—50株豚草苗就可以导致减产30%—40%;一只福寿螺中含有3000条以上寄生虫……而它们还只是外来入侵物种当中的一小部分。
外来入侵物种对我国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带来严重负面影响。据不完全统计,在我国,由外来入侵物种每年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总计高达2000亿元,对外来入侵物种进行综合治理刻不容缓。
科研为治理提供新依据新方法
与外来物种入侵的历史相比,我国对外来入侵物种的研究却起步较晚。
赵文霞是国内较早研究外来入侵物种的学者之一,她从2002年开始研究外来入侵物种,但当时距非洲大蜗牛抵达我国已有70年。
赵文霞回忆说,当时其主要工作是翻译国外关于入侵生物学的经典图书、著作、论文。后来,随着外来入侵物种概念的引进以及一些应用实践的展开,国内学者出版了一系列有代表性的理论著作和论文。
赵文霞告诉记者,国外的入侵生物学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兴盛于50年代。我国外来物种研究本世纪初起步,经过科学家们20多年的努力,目前我国相关技术水平已经与国外不相上下,但由于起步晚,我国对许多入侵物种的入侵历史、路径和时间依然不了解,原始数据相当匮乏,还需要长时间积累来补齐短板。
新世纪以来,我国入侵生物学学者最重要的心血结晶之一,就是上文提及的2013年出台、2023年1月1日更新的“名录” 。
2013年,原国家农业部发布了第一个国家层面的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名单——《国家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第一批)。这份名录包含52种入侵物种,既包括紫茎泽兰、少花蒺藜草、非洲大蜗牛、福寿螺等入侵植物、动物,也包括美国白蛾、桔小实蝇等有害昆虫,以及番茄细菌性溃疡病菌等有害病原物。
刘万学向记者介绍说,第一批目录的出台具有里程碑意义。自2013年以来,我国科学界对于外来入侵物种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对外来入侵物种的研究进入了快速发展期。
与此同时,法律也在不断地修订完善。
2022年12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该法明确规定:从境外引进野生动物物种的,应当采取安全可靠的防范措施,防止其进入野外环境,避免对生态系统造成危害。
在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颁布之前,我国为防范外来物种入侵,制定了生物安全法、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引进陆生野生动物外来物种种类及数量审批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还发布了4批《中国自然生态系统外来入侵物种名单》,制定了《国家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第一批)》。
“可以说,目前我国已建成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法律和政策体系。”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法研究中心主任杨朝霞教授告诉记者。
杨朝霞曾多次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组织或者委托组织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研讨会,他的许多建议也被吸纳进本次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中。本次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还特别强调:不得违法放生、丢弃,确需将其放生至野外环境的,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科学界也在行动,不断为治理和决策提供新的依据和方法。
我国对外来入侵物种名录实行动态调整和分类管理,每10年组织开展一次外来入侵物种全国普查。2022年,我国启动了包括实地考察、面上调查和重点调查等外来入侵物种普查工作。近年来发现的草地贪夜蛾、鳄雀鳝等入侵物种,都在普查范围内。
据赵文霞介绍,此次更新目录,最初各方提交上的外来物种名单有800多种,经过多轮筛选,名单从800多种减少到200多种,又从200多种减少到100多种,最终从100多种确定了59种。
科研也在各类外来物种的治理中发挥作用。例如,顾党恩团队和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合作开发了多重防控技术,应用于对广州东山湖齐氏罗非鱼的治理。结果显示,在控制试验前,齐氏罗非鱼为湖区的优势种,占渔获物重量的79.41%,防控试验20天后,工作人员在渔业抽样调查中未采集到齐氏罗非鱼。
从调查统计、判定优势种和危害、甄别一个外来物种是否属于入侵物种,到提供治理方案,大批科研人员参与到外来物种的防治工作中来。
相关方面都在积极努力,与外来物种进行坚决斗争。
将外来物种挡在国门之外,是防治外来物种的第一步。2022年9月4日,上海海关发现了一批可疑的快件。工作人员打开检查,发现了300个大小一致的环氧树脂管,这些管里塞着潮湿的棉花,每个管放了一只活体蚂蚁。
经鉴别,这些蚂蚁是来自欧洲南部的野蛮收获蚁,国内收货人大概是想将其作为宠物饲养。但是,此类蚂蚁在我国并无自然分布,贸然引进有使其成为外来入侵物种的风险。
据了解,截至2022年11月,我国海关仅在上海口岸就设置了各类外来有害生物监测点471个。据海关总署通报,仅2022年上半年,全国海关就从旅客携带、邮寄等渠道截获检疫性有害生物173种3.1万次、活体动植物2925批。
外来入侵物种防控仍在路上
刘万学说,《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所列物种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外来入侵物种防控的重点,也是治理外来入侵物种的行动指南。
在防治外来入侵物种的道路上,我们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首先,需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杨朝霞举例说,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加入了防治外来物种的有关内容。但目前鳄雀鳝、巴西龟等“异宠”的网上交易并未被遏止,主要原因在于现行立法对交易环节尤其是网上交易的规制不足。这些宠物如果不进入自然界,确实不构成外来物种入侵。但是,这些宠物具有逃逸或者被放生的可能性,交易、蓄养它们客观上增加了它们入侵自然界的风险。为此,应对相关法律进行进一步完善。
“以鳄雀鳝为例,我国法律并未对鳄雀鳝的销售作出明确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无法严格对鳄雀鳝的销售渠道、途径等进行监管。放生行为极其隐蔽难以发现,鳄雀鳝很可能被混在其它鱼苗中放入自然环境,等鱼长大被发现后,也很难追踪放生者。”杨朝霞说。
其次,相关科学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刘万学指出,防治外来物种入侵和危害,监测预警、扩散阻截、应急处置、综合治理方面的工作都需要加强。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风险预判预警机制,如建立入侵物种风险预警的大数据库,掌握入侵物种实时动态。比如哪些物种有可能入侵,它们从哪些地方进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进来?我们都要有研究、有预判。”刘万学说。
第三,防治外来物种入侵亟待公众参与。顾党恩提醒说,了解和防治外来物种并非只是管理者和学者的责任,要想做好防治工作,就得有全社会的共同参与。
“美洲牛蛙、红耳彩龟、鳄雀鳝这类重点管理入侵物种如果只是在可控的养殖水体或者水族缸中并不会直接带来危害和形成入侵,是具有一定经济价值、观赏价值的。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导致的随意引种、放生和丢弃,反而使它们在野外变成了真正的外来入侵物种。此外,如果因为它们被列入重点管理入侵物种,导致把它们被当作‘有害动物’而被丢弃或弃养,更会造成严重的生态灾害。让公众认识到放生和丢弃外来物种的危害,对于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控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科学家也应该投入更大的精力来为公众提供必要的科普服务。”顾党恩说。
“外来物种是一把双刃剑。”赵文霞说,在一些情况下,引进外来物种确实有助于特定地域的经济发展和生态保育。但是在另一些情况下,外来物种又可能构成生物入侵。例如,加拿大一枝黄花作为外来入侵物种,在江苏、浙江一带扩张十分猖獗,占用了大量土地。但是,在北方,如河北石家庄地区,由于气候原因它很难大规模蔓延,却能够充当经济作物,作为鲜切花的配花为人们带来收入。
“科学认识外来物种之后,除了做到不随意丢弃或放生,普通公民还可以主动报告身边发现的外来物种,为外来物种治理提供线索。如果人人都能够从力所能及的小事做起,随手消灭身边的外来入侵物种,就能真正筑立起外来物种入侵防控的‘长城’,打赢这场外来物种入侵阻击战。”顾党恩说。
(本版图片除标注外由受访者提供)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