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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十年·焦点面对面】枝叶总关情，中国十年书写民生保障新篇章******

　　中新社北京10月12日电题：枝叶总关情，中国十年书写民生保障新篇章

　　——专访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司司长欧晓理

　　中新社记者王恩博

　　药费清单上的报销比例更高了、高质量养老托育服务选择更多了、街头巷尾的公共健身设施更丰富了……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中国民众生活水平的提升，正被诸多日常生活细节所记录。也正是这些细微处的变化，在过去十年间一笔一画，写成了一篇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大文章”。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司司长欧晓理日前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时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夯实民生基础，筑牢民生底线，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推动发展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这一时期，也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时期。随着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更加丰富、全面，“民生”二字已不再是单一领域的概念，更演变成综合性、多向度的载体。

　　十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8.2岁；养老托育服务体系加快建立健全，养老床位近十年增加近一倍，规模超过800万张，普惠托育服务实现“从无到有”，更好帮助亿万家庭扶老携幼；建成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6亿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超过10.4亿人……数字跃动间，是中国人生活的全方位改善。

资料图：2021年12月28日，甘肃省妇联保育院的孩子们观看兰州市野生动物优秀摄影作品科普巡展。徐雪摄

　　当然，民生事项千头万绪，从来都不乏新挑战。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保障和改善民生带来“加试题”，中国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上至百岁老人下至新生婴儿，都得到全力救治，统筹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

　　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正在加快，积极应对这一进程事关国家发展和民生福祉。今后一段时期，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将年均增加逾1000万人。欧晓理提到，政府要强化保基本兜底线职能。着力满足所有老年人的基本养老需求，织密扎牢特殊困难老年人兜底保障网。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眼下，中国仍有一些民生问题交叉体现在各个领域，有待进一步解决。民众对相关公共服务的需求也从“要有”向“要好”转变，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

　　今年1月，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中共中央宣传部等20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对未来一段时期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工作进行了系统部署安排。紧扣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优军服务和文体服务等需求，改善民生这篇“大文章”里的更多细微之处，料将得到细致关照。

　　欧晓理表示，这项工作将坚持一个原则，即“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既要关注回应民众的“急难愁盼”，努力满足民众美好生活需要，也要充分考虑经济发展状况和财政负担能力，合理引导社会预期，不吊高胃口、不过度承诺，实现公共服务保障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同频共振”。(完)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司司长欧晓理(右)日前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中新社记者蒋启明摄

　　访谈实录摘编如下：

　　中新社记者：过去十年中国民生领域取得历史性、全方位成就。具体到社会领域，哪些进步最值得关注？

　　欧晓理：人民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夯实民生基础，筑牢民生底线，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推动发展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这十年，中国人民实现全方位生活改善。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上至百岁老人下至新生儿，都得到全力救治，统筹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取得世界上最好的成果。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9年。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8.2岁。文化旅游繁荣发展，文旅产品供给更加丰富多元。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建立，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37.2%，人民群众生活方式更加文明健康。养老托育服务体系加快建立健全，养老床位近十年增加近一倍，规模超过800万张，普惠托育服务实现“从无到有”，更好帮助亿万家庭扶老携幼。建成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6亿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超过10.4亿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后，我们不失时机推动生活性服务业补短板上水平，大力发展普惠生活服务，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品质化、多样化的美好生活需求。

　　中新社记者：十年来，中国老百姓生活的变化体现在方方面面的诸多细节上。能否举个与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例子？

　　欧晓理：十年来，一项项真真切切的实惠，一件件实实在在的好事，不断提升着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这里，我举一个例子。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减少患者跨省就医、解决“看病难”问题的重要举措。2019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扎实推进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试点和有序扩围。截至目前，已有20个省份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加入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实现三批共50个项目落地实施，规划设置床位超过6万张，派驻专家超过3000人，实现先进医疗技术快速平移，跨省就医流向得到初步改善。按照工作部署，接下来将把其余省份全部纳入建设范围，实现全国全覆盖。目前正在抓紧推动第四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落地，努力向“大病不出省”的目标再迈进一步。

资料图：北京市普仁医院内的自助服务终端。徐婧摄

　　中新社记者：公共服务关乎民生，连接民心。国家发展改革委对中国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有哪些整体考量？未来将如何进行系统谋划？

　　欧晓理：健全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的重大举措，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有利于促进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对于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今年1月，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我委会同中宣部等20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对未来一段时期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工作进行了系统部署安排。简要来讲，就是要坚持一个原则，发挥两方力量，抓好三项工作。

　　坚持一个原则，就是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既要关注回应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努力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充分考虑经济发展状况和财政负担能力，合理引导社会预期，不吊高胃口、不过度承诺，实现公共服务保障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同频共振”。

　　发挥两方力量，就是要充分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作用，区分基本公共服务与非基本公共服务，政府保基本，多元促普惠，统筹各种资源，引导各方参与，形成政府、社会、个人协同发力、共建共享的公共服务发展格局。

　　抓好三项工作：一是持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建设，着力补齐短板弱项，全面落实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实现目标人群全覆盖、服务全达标、投入有保障，地区、城乡、人群间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差距明显缩小。

　　二是多元扩大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要积极推动政府、社会、市场多元参与，围绕托育、学前教育、县域普通高中、养老、医疗、住房等6大领域，快速增加人民群众负担得起的普惠性服务供给，推动供需矛盾明显缓解。

　　三是推动生活服务与公共服务有效衔接，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引导品牌化标准化建设，不断丰富高品质多样化的生活服务供给，既促进消费、满足群众需求，又为今后公共服务提档升级蓄势储能。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会同有关部门抓好《规划》各项任务举措贯彻落实工作，做到任务有实招、工作有实效、群众有实感。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司司长欧晓理日前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中新社记者蒋启明摄

　　中新社记者：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如何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中国养老体系建设整体部署和发展思路是怎样的？

　　欧晓理：今后一段时期，中国人口老龄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60岁及以上老年人年均增加超过1000万人。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特征值得关注：一是独生子女家庭陆续进入老龄阶段，这个特殊国情意味着注重家庭养老的同时，要加快发展社会化养老；二是新进入的老年群体消费意愿和能力更强，老年人需求结构正在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为此，我们将重点围绕以下三方面推进养老体系建设：

　　一是多种路径协同发展。首先，政府要强化保基本兜底线职能。着力满足所有老年人的基本养老需求，织密扎牢特殊困难老年人兜底保障网。其次，扩大面向普通老年人的服务供给。通过完善规划、土地、住房、财政、投融资、人才等方面支持政策，实施普惠养老专项行动，增加普惠性养老服务资源，精准对接广大中低收入老年人群体的养老需求。此外，充分发挥市场力量满足个性化需要。做好银发经济这篇大文章，发展老年人实物消费、服务消费、新型消费等养老产业，有效满足多层次多样化需求。

　　二是实施整体解决方案。“十四五”期间，我们创新采取整体解决的方式推进落实，组织全国各地编制“一老一小”整体解决方案，请各个城市细化发展目标和任务，拿出一揽子支持性“政策包”，建立工作推进机制，加强养老体系建设。目前，有329个城市报送了整体解决方案，我们专门组织力量研究，逐个反馈了意见建议，指导这些城市打造量身定制的养老托育服务体系。2022年底前，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推动全国所有地市印发实施。

　　三是调动各方力量参与。我们将通过中央投资的支持和引导，带动地方政府和社会力量加大投资力度。同时，积极会同有关部门深化“放管服”改革，打造包容开放的发展环境，完善便利高效的监管服务，让市场主体蓬勃发展，打造一批创新力强、品质优良、标准规范的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为老服务优质品牌”，引导老龄产业集群发展。

资料图：河北沧州“医院进社区”活动，服务老年人。

　　中新社记者：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继续提出政府投资更多向民生倾斜，人们明显感觉到国家在这方面更舍得投入。近年来中国社会民生领域投资情况如何？未来还有哪些安排？

　　欧晓理：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民生保障和社会事业建设。历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始终将“保民生”作为工作重点，强调要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资支持力度。国家发展改革委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四两拨千斤”作用，统筹利用多种资金渠道，不断加大对社会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

　　社会领域中央预算内投资持续增长，重点民生保障能力不断增强。十九大以来，社会领域中央预算内投资合计超3400亿元(人民币，下同)，2022年相比5年前增长了31.8%，积极支持教育、医疗卫生、文化旅游、社会福利、体育、养老托育等领域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项目。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为提升地方公共服务设施水平提供坚实支撑。近3年，社会领域实际已发行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近1.7万亿元，有力改善了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条件，有效促进了各地公共服务供给量质齐升。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等新融资渠道也不断为社会事业建设注入新活力，补充优质公共服务供给资源。

　　未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进一步坚持“三聚焦”，聚焦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聚焦“十四五”规划102项重大工程，多措并举保障民生投入。持续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压舱石”作用，组织实施好社会领域中央预算内投资6大工程专项；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等多种资金渠道，完善要素跟着项目走的保障机制，加快项目实施；激发社会力量积极性，引导带动社会资金共同参与民生领域事业产业发展。通过充分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两种作用”，促进形成多方合力，保障好基本公共服务等民生底线，切实提升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服务水平，促进形成多样化、个性化、高品质的生活服务供给，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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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王朝更迭时，前朝货币都去哪儿了？(2)******

到了隋朝，得益于政治上再度实现南北统一，广泛的全国市场也重新出现。汉末长久以来的政治动荡与分裂使得铸币五花八门、轻重不一，也需要一种新的货币规范。隋文帝开皇初年，采用相对来说比较合乎标准的五铢钱，大约每千枚重四斤二两，但整体市场上的钱币很杂乱，民间仍有私铸的现象。开皇三年（583），要求各个贸易关口严格查钱，合乎标准的钱才能入关，而不符合标准的钱要没收改铸，一些旧钱如常平五铢（北齐）、五行大布（北周）、永通万国（北周）等钱，两年内禁止流通。于是，开皇五年（585）以后，逐渐形成了以隋五铢为主的货币。

五铢钱的大小、轻重适中，采用与文字一样高低的外郭，从而保护钱文，使之不容易磨损。至此以后，古代钱币的基本重量固定下来，即便是在唐废五铢钱以后，新钱的大小轻重仍然以五铢钱为标准，被称为是“中国历史上用得最久、最成功的钱币”，今天新疆一带乃至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也有五铢钱出土。

唐宋货币，其生命超越创造它的王朝

货币在唐代产生了重大变革，首先体现在货币的名称上。唐以前的货币，以五铢钱为典型，差不多都是以重量为名称，从这个意义上看，钱币依然是一定重量的“铜块”，而唐朝开始，钱币改称“宝”，如通宝、元宝，并冠以当时的年号。在钱币学家看来，这说明货币更加具有社会意义，钱币成为支配人类社会的“宝物”。

如前文所述，钱上铸年号，两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了，唐代最开始铸造的钱币也并不是年号钱。唐高祖统治初期，仍用隋之五铢钱和其他古钱币。武德四年（621）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累，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旧唐书·食货志》）从此，铜钱不再以重量来铸名，而是改称“通宝”流通。通宝即“通行宝货”，唐人有“钱者通宝，有国之权”的说法。同时，开元通宝将五铢钱时代的二十四铢进一两改为十钱进一两，是度量单位上的大变革。

值得一提的是，武德年间铸造的这批钱币究竟叫“开元通宝”还是“开通元宝”，争议持续了上千年。《旧唐书·食货志》里说：“其词先上后下，次右左读之（即直读，开元通宝）。自上及右回环读之（即旋读，开通元宝），其义亦通，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史书讨巧地认为，两种读法都是有道理的，便将这一问题的最终答案抛给了后来者。当今主流观点认为，虽然唐宋期间的不少文献都有“开通元宝”的说法，然而，两晋南北朝以降，钱文的读法为直读，唐初的货币也应尊重这一传统，也就是读作“开元通宝”。

开元通宝，一般也被称为开元钱。这里的“开元”比唐玄宗的“开元盛世”早了一百年，因此并不是年号钱。它的含义，从字面意义上讲，似乎就是想要开创一个新纪元，将从前旧的、不够完美的痕迹抛弃，寄寓着美好的政治想象。也由此，后世还有仿铸“开元通宝”的现象。

清代民间铸造的“开元通宝”。来源/王钊《开元通宝的产生及意义》

唐乾封元年（666）所铸造的“乾封泉宝”才是正式的年号钱，然而没有行用一年就作废了。此后，唐代还铸造过许多年号钱，如乾元重宝、大历元宝等。毫无疑问，唐钱中最为重要的当属开元钱，它是唐代三百年间最主要的钱币，唐以后还流通了上千年，且其轻重、大小成为后来制钱的楷模。宋时有诗人叹道：“半轮残月掩尘埃，依稀犹有开元字。”甚至到了清朝，较为偏僻的两广地区市场上仍然流行着开元钱。

开元钱对周边国家也有深刻的影响，东至今朝鲜、日本，西至今阿富汗境内，都有开元通宝的仿铸和使用。以开元钱为核心，形成了一个货币文化体系，维系着整个东亚、东南亚的货币制度稳定与区域经济发展。

史家常以汉唐并举，其发行的铸币同样也是如此。五铢钱自汉武帝元狩五年起，在汉朝三百多年没有什么变动；而唐代武德四年（621）起用开元通宝钱，两三百年间也没有什么变动。吕祖谦说：“自汉至隋，惟五铢之法不可易；自唐至五代，惟开通之法不可易。”（这里使用了“开通元宝”的读法）足见五铢钱、开元钱深刻的影响。

到了宋代，货币文化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宋代铸币书法布局优美，每个皇帝统治时期几乎都有新的铸币，甚至每隔几年就会出一种新钱。

从货币经济价值上看，这种多变的铸币看似并不利于交易的稳定，实则不然。不同种类的宋钱，变的是上面的年号，而钱的大小轻重几乎不怎么变化，年号可以看做钱币的年份版次，不同版本的钱币并不阻碍其流通。

宋代的货币文化深刻影响着周边地区，越南在北宋时期开始铸造与中国钱相似的货币，朝鲜的铸币也自北宋始。在高丽、日本、交趾三国，宋钱都是主要流通货币。从唐朝至明末，流入日本的中国铜钱在日本作为主币使用。彭信威先生将镰仓幕府时期的日本称为“宋钱区”。

唐宋钱币在明清依然得到一定流通。明代铸币规模较小，明代流通的铜钱中，明钱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是唐宋钱，就连私铸，往往也是铸唐宋钱。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在福建漳浦县，嘉靖三年四年用元丰钱，七年八年用元祐钱，九年十年用天圣钱，万历三年又用熙宁钱。《日知录》中也提到“予幼时见市钱多南宋年号，后至北方，见多汴宋年号…………间有一二唐钱。”这些宋钱，质精且多，被称为“好钱”，甚至有不少是从地下掘出来的，导致本朝发行的新钱“废不用”。（《五杂俎》）看上去，明人对各式各样的宋钱都充满了偏爱，什么都用，就是不太爱用自己本朝发行的钱币，这也是颇为奇特的现象。

货币与政权的命运

新朝历战乱而建立，往往经济凋敝、百废待兴，市场上铸币芜杂，轻重不一，导致交易中诈伪横行。因此，便有了规范货币使用的要求。前朝的货币命运如何，一定程度上也要取决于新铸币的质量好坏，能否真正替代旧钱。历代也有过以官方发行的新铸币兑换民间缺斤少两的“恶钱”、兑换民间流通的古钱币，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新旧钱币实现平滑地过渡，而旧钱依然在市场上继续流通。

铜铸币之外，中国历史上一度通行过纸币。元代极力推行纸币“宝钞”，限制金属货币的流通，但是在维持纸币币值稳定的方面，是非常失败的。元末通货膨胀、物价高涨，人民生活困难，而元朝政府也无力处理趋于崩溃的经济体系，进一步滥发钞票，只是雪上加霜。列宁的名言“毁灭一个社会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毁灭其货币”足证这段历史，在无法遏制的纸钞持续走低与国内日趋紧张的局势之中，元朝走向灭亡。元代的宝钞，也随着政权的灭亡而消泯了。

元至元通行宝钞。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明朝初年，也仿照元朝的做法，用钞不用钱，后来才加以变通。直至纸币价格不受控制，才最终以银钱支付。明正统以后，宝钞并不通行，“钞”用以表示货币却已经深入人心，明末仍以“钞”表示货币，如“银钞”或“钞银”，实际上指的是银、钱，而不再专指纸币。

清军刚入关时，允许明钱流通：“初户部以新铸钱足用，前代惟崇祯钱仍暂行。”（《清史稿·食货志》）我们今天看到的崇祯通宝，其背面印有满文的“宝泉”，或有汉文的“清忠”，两个对立政权的象征全然出现在同一枚货币之上，或许与此有关。

随着清人建立起全国范围内的稳定统治，前朝的货币便随着朝廷的禁令成为历史。《清史稿·食货志》中说：“馀准废铜输官，偿以直，并禁私铸及小钱、伪钱，更申旧钱禁。嗣以输官久不尽，通令天下，限三月期毕输，逾限行使，罪之。”就是在说，清朝在稳定之后，要求回收铜钱到官府，并且严禁私铸、严禁旧钱。

然而，长久以来市面上通行的古钱很多，一朝禁止势必导致经济动荡。康熙二十四年（1685），学士徐乾学上疏，认为只要便于百姓生活，古钱、今钱可以共同使用，而且这是自古便有的事情，“自汉五铢以来，未尝废古而专用今”。而且，在钱法混乱、经济动荡的时候，能够“资古钱以澄汰”，所以古钱得以易代流通。康熙帝认同他的说法，“尽宽旧钱废钱之禁”。乾隆二十二年（1757），两广总督李侍尧请禁旧钱伪钱，清廷则重点查收吴三桂留下的“利用”“洪化”“昭武”等伪钱，仍允许旧钱的流通。（《清史稿·食货志》）

清廷虽然严申钱币之禁，但其重点打击对象，其实是民间私铸和一些抗清势力铸造的伪钱。当然，这并不是说清廷支持古钱的流通，清代有组织地回收旧钱并折价兑换为本朝铸币。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愈发密切，货币种类日益繁多，铸币方面既包括传统的白银、铜钱等，也有外国流入的洋钱。晚清引入了新的铸币技术，铸造新的“铜元”，但只通行于部分省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