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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盈彩网投资平台登录2024-02-08 17:48

戴璞：中国的高水平开放促进世界经济复苏******

　　【跨国企业在中国】

　　编者按：走进在华跨国企业，听外企老总谈“中国式现代化机遇”、释“经济全球化之道”。

　　中新网10月22日电题：戴璞：中国的高水平开放促进世界经济复苏

　　中新财经吴家驹

　　“虽然短期内中国经济面临多方面挑战，但我们仍然相信，与世界上许多其他市场相比，中国经济基本盘拥有更强的韧性与独特性。”近日，罗兰贝格全球管理委员会联席总裁戴璞在接受中新财经专访时如是说。

　　戴璞表示，在当前全球经济放缓的情况下，中国的高水平开放和合作支持政策，将不仅有利于中国，也将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更多的市场机会、投资可能性和增长潜力，促进世界经济复苏。

　　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财经：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一些外资企业在全球推进多元化布局，从您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外商对华投资的步伐发生变化了吗？

　　戴璞：自今年年初以来，疫情给中国本土及外资企业保持正常运营带来了一定挑战。同时，在全球供应链承压、美国技术禁令及限制不断加码的背景下，企业未来发展压力不断增加。自2018年起，许多公司已经或正在推进业务模式转型，包括在亚洲多个国家进行区域化布局以保持或提高竞争力，并尽可能增加对一些部件和系统的多元化采购，这种业务模式的转型方式并不局限于中国。然而，中国的供应基础在许多领域仍然是无可匹敌的，中国市场的需求在价值与数量方面仍保持着高度吸引力。

　　虽然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与全球宏观环境不确定性增加，如欧洲能源危机的影响已蔓延至全球经济，但与世界上许多其他市场相比，中国经济仍有巨大市场潜力，长期经济基本盘稳固且具备韧性。中共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了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在目前的紧张动荡的全球局势中，尤为值得注意和受欢迎。

　　此外，中共二十大报告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发展定下基调，强调更高质量的增长，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这也意味着外商投资领域的转变，鼓励资金着重投向先进制造、高新技术、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现代服务等重点领域，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中国未来发展的目标。我们已经可以在今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FDI)数据中看到这样的趋势。今年前8个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8927.4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16.4%。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33.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43.1%，高技术服务业增长31%。

　　因此，我们认为，在中期内大多数在华外资企业难以承受由退出、缩减甚至冻结对中国市场投资所带来的巨大机会成本。同时，企业需要通过区域化、供应链多样化等有效措施，以妥善解决股东和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未来运营风险的忧虑。

　　中新财经：您之前提到，对于大多数跨国企业来说，中国仍然是有吸引力的市场。就您观察到的情况看，目前跨国企业对中国市场的哪些机遇比较感兴趣？

　　戴璞：未来，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将围绕着中国经济“现代化”和“降碳”两大主题展开。中国愈发重视工业现代化的发展，中共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在过去几年中，跨国公司是推动中国工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贡献者之一，特别是在工业自动化、机器人、数字化等细分领域，跨国公司在全球具有领先的行业地位。未来这些公司将继续服务于中国市场，进一步推动中国工业供应链体系的现代化进程。我们在2021年就已看到中国在自动化领域的投资迅速增加，跨国公司在该领域的经济活动显著增加。这对跨国公司来说仍然是一个战略性机遇，中国政府也通过外商投资目录，鼓励在这些领域的投资。

　　中国向世界做出的“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承诺，是中国保持全球竞争力的关键，它将进一步加快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同时，中国也需要在短时间内实现生产模式的转型，这也将带来创新的加速，而且与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相比，中国市场的巨大规模与需求将更有利于推动边际成本的下降，促进技术的应用与普及。因此，在低碳发展领域将出现更多的国际合作、投资和共同发展的机会。

　　中新财经：罗兰贝格对于中国市场和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怎么看？

　　戴璞：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的发展中并形成独特优势。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布局具有广度与深度。2021年至2022年初，中国经济在疫情中快速恢复，中国市场成为许多跨国公司额外的增长引擎，众多外资企业实现销售额与利润双双提升。而2022年，全球宏观环境变得更加复杂，特别是对跨国公司来说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大幅上升。

　　虽然短期内中国经济面临多方面挑战，但我们仍然相信，与世界上许多其他市场相比，中国经济基本盘拥有更强的韧性与独特性。自去年以来，中国一直在迅速建立以工业现代化和低碳发展为动力，重视创新的新经济引擎，并逐步取代过去主要由低劳动力成本、宽松的环境监管和高资本生产率驱动的竞争力。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价值链表现出了与其他市场日益不同的特点，这就要求商业模式的本土化。从供应链的角度看，脱钩并不那么明显，但中国的创新、设计、品牌、开发和生产等方面，越来越以中国市场为导向。

　　中新财经：近些年，中国推出了很多鼓励外商投资的政策。您最感兴趣的是哪方面的政策？您认为这些政策给外商投资提供了哪些帮助？

　　戴璞：在2022年上半年，面对多种不利因素，中国推出了大量的政策措施来稳定经济增长。中国政府今年5月公布的稳经济33项措施，其中包括了多项积极吸引外资、加快重点外商投资项目交付的政策。

　　我注意到，中国在最新修订的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中，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政策加码鼓励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建立高端和新兴技术的研发中心。随着支持力度的加大，外资可以在积极推动科技创新和科学研究，共享全球资源，实现创新本土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在当前全球经济放缓的情况下，中国的高水平开放和合作支持政策，将不仅有利于中国，也将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更多的市场机会、投资可能性和增长潜力，促进世界经济复苏。

　　中新财经：目前，全球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多变化。例如，三季度以来，美元指数进一步上涨，全球金融资产价格大幅下跌。这是否会影响在华跨国企业的投资决策和长期规划？美元升值会对跨国资本的流动产生哪些影响？

　　戴璞：自去年年中以来，美元相对全球其他货币表现强势，特别是在今年夏天加速升值，这给全球市场带来了许多挑战。

　　2022年9月底，人民币兑美元出现大幅贬值，引发市场担忧。事实上，今年人民币的表现已经超过了其他一些主要货币，特别是欧元和日元。从IIF(国际金融协会)最近公布的数据来看，除了3月份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上调25个基点时，引发了一定的资金流动外，我们并没有看到中国出现大规模的资金外流。而在之后的几个月内，我们看到资本流入到中国市场。

　　从出口来看，人民币适度贬值有利于保持出口竞争力，虽然这将提高主要进口商品的价格，但到目前为止，中国的通胀压力仍在可控范围内。总体来说，我们认为中国的资本外流风险是可控的，这要归功于强劲的贸易顺差和庞大的外汇储备为资本外流和稳定汇率提供了缓冲。

　　此外，对于在中国的跨国企业来说，货币波动只是影响企业做出投资决策和长期规划的因素之一。对企业而言，做出战略性的长期投资决策需要全面考量和深入分析，进行风险评估。它将围绕宏观政治经济环境、市场波动、经济技术制裁、最新监管动向、战略敏感性、供应链韧性、本地能力等多种维度，并在深入理解目前及未来潜在风险的基础上，进一步制定风险缓解及管理计划。(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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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产需有机衔接******

　　作者：崔琳

　　完善的市场体系可以推动资源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高效的流通体系能够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把生产和消费有机联系起来。《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将“健全现代市场和流通体系，促进产需有机衔接”作为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重点任务。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打通制约产需衔接的制度梗阻。市场是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我国拥有包含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和联合国产业分类中的全部工业门类，国民经济的产需两端都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在此基础上，能否有效开发市场需求、持续改善供给质量，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关系到国民经济循环的健康与畅通。当前，国民经济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环节仍存在堵点、断点，制约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制度性阻碍依然存在，垄断经营、准入限制、地方保护与行政壁垒等妨碍公平竞争的因素尚未消除。解决以上问题的关键一招就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通过理顺地方竞争关系、明晰政府与市场边界，构筑起支撑市场高效运转的制度地基，以统一的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的要素商品和服务市场、统一的市场监管标准与高水平的现代物流体系，破除封闭小市场、地方小循环，打通制约供给质量提升与需求优化升级的制度梗阻，形成供需互促、产销并进、畅通高效的国内大循环，持续释放内需潜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应以实现产需高水平动态平衡为目标，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思维，从供给侧和需求端同时发力，全方位激发内需活力，既应着眼于消除阻碍生产者科学决策、有效生产的制度性壁垒，提升供给效率与质量，又应着力降低交易成本，发挥市场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满足并扩大市场需求，在供求两端不断改善的过程中促进产需的高水平衔接。

　　现阶段，以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产需有机衔接需要把握以下三个政策要点。

　　一是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促进资源有效配置。要素市场是现阶段制约我国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的主要短板，突出表现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仍不完善，劳动力在城乡、区域和单位之间仍然存在流动障碍，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有待建立，科研主体与市场主体存在分割，要素数据的确权与收益规则尚未明确等。为此，应着力消除制约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劳动力、土地、知识、技术、数据等要素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改革，使要素价格真实反映市场供求与资源稀缺程度，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二是锚定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加快建设公平统一、竞争有序的大市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此必须首要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市场、怎样建设市场这一关键问题，而公平统一、竞争有序的全国大市场就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重要的客观基础。市场秩序公平有序的关键在于市场规则的统一性、公平性和可预期性，不同所有制企业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标准制定等方面享有平等待遇，通过制度规则的“安全感”稳定企业家预期，激发潜在投资需求。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关键在于重构地方政府间围绕高质量发展的健康竞合关系，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及时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的各类规定与做法，提高市场准入效能，全面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

　　三是强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切实保障产需衔接效率与安全。物流体系是连接产需两端的生命线，加快建设现代物流体系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应有之义，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必须以布局合理、整体畅通、安全高效的物流网络为依托。在需求端，要优化现代商贸体系，完善高水平商品交易市场，建设满足差异性偏好的多样化商贸设施。在供给端，要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高度出发加快发展现代物流体系，实现区域、城乡、国际物流的快速联通，提高物流体系对产需两端的适配性，形成内外联通、安全高效的物流网络。（崔琳）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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