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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系列解读⑫发展生态低碳农业 以可持续理念建设农业强国******

　　作者：牛坤玉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要“立足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农耕文明的历史底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要求”，“发展生态低碳农业，赓续农耕文明”。这一重要论述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阐释相呼应，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农业领域的进一步具体和深化。它明确了中国特色的农业强国的内涵和具体路径，就是要汲取农耕文化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抓手，促进农业发展方式从密集型和集约型向生态化和低碳化转变。

　　中国农耕文明延续千年，具有高度的可持续性。一百多年前，美国土壤物理学之父富兰克林·H·金创作了著名的《四千年农夫》，阐释了东方农业文明可持续发展的精髓。数千年来，中国的农业在支撑高密度人口的同时，维持了高度的可持续性，地力没有受到破坏，源于几千年以来中国农民对于农业本质的深刻理解、把握和传承。

　　在农业实践中，中国农民不断调整农作物与周边自然环境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利用水土资源来维持高强度的种植制度。探索了多种维持地力永续的方式，如自古以来就施行的豆科作物与其他作物轮作，将运河污泥、燃料灰烬、人畜粪便最大限度还田的养分循环利用模式，利用梯田作业防治水土流失，三塘串联的模式保存降雨和土壤肥力等。这些农业生产模式在维持农地最大产出的同时，将对农耕资源的保护发挥到了极致。

　　照搬西方的农业发展模式，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遭受挑战。受到20世纪下半叶在全球掀起的农业绿色革命思潮的影响，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加速了化学农业的进程。从1988年到1998年，中国化肥施用量在十年内连续上升了两个千万吨台阶，在粮食产量大幅增加的同时，也开启了农业种养分离的过程。化肥、农药替代了人畜粪便，机械替代了役畜，农业养分循环的闭环被打破，传承几千年的可持续农业体系在短短三十年间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与西方发展低强度的农业系统不同，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注定了中国农业需要通过高强度的作业方式，来支撑高密度的人口以及经济发展的需求。实践告诉我们，一味照搬西方的农业发展模式在中国行不通。

　　今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次强调要立足“农耕文明的历史底蕴”，“发展生态低碳农业，赓续农耕文明”，实则是对中国农业发展模式的一次反思和重构，为中国特色的农业可持续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

　　从以往的发展“绿色农业”到今年提出的“生态低碳农业”，意味着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的进一步丰富。“绿色农业”的着力点在减污，而“生态农业”则意味着既要减少污染排放，还要维持农田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低碳则表示要减少与农业生产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提高农业的气候韧性。可见“生态低碳农业”的提出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全面升级，也将为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现代技术与传统农耕文明结合，重构可持续生态农业。中国农耕文明体系是在长期的人口资源压力下，经过长达4000多年的演化逐渐成熟起来的。传承农耕文明是摆脱对化学农药的路径依赖，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时至今日，中国农业也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和新问题，在城镇化、工业化背景下，中国农村非农化、兼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很难再回到那种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生态农业模式。

　　现代的工程技术与传统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相结合是农耕文明延续和传承的必然举措。一方面要继续探索和改进适应各地水土资源条件的间作轮作、生态复合种养以及种养循环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另一方面，要利用现代的科学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借助数字农业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大力开发有机肥制备、土壤改良、废弃物处理和利用、生物农药制造等新工艺，促进智能化控制系统与工程化设备的研发推广，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种养循环模式。

　　增强政策间的协同性，促进农业发展的生态化和低碳化。减污、降碳、生态、保供协同推进，是未来农业政策体系面临的新挑战。应继续推动化肥农药减量减施等绿色低碳相协同的政策和技术的推广，加大对生态低碳的生产模式以及关键技术的研发力度。促进植树造林、牧场管理和湿地恢复等基于自然的解决路径的实施。增强农田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保护，促进增产扩面工程与生态系统完整性保护的协同，发展适度规模农业，在修建大型农田水利设施以及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过程中，应注重对水系、湿地等生态廊道的保护。制定以生物多样性指标为补偿标准的生态补偿计划。在消费端，通过减少损耗和浪费、促进食品废弃物回收利用推动农业系统的减排固碳。加大对气候适应型作物品种、农业生产模式以及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力度。

数据交易如何更规范高效（经济时评）******

　　数据交易场所为解决交易过程中的效率、合规、安全、信任等问题提供了重要平台。统筹构建规范高效的数据交易场所，将进一步促进数据合规高效流通使用，赋能实体经济，助力全体人民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

　　上海数据交易所日前正式运营，2022年试运行期间，其交易额超过1亿元，2023年有望突破10亿元。

　　2021年以来，国家相关政策、法律法规等密集出台，各地积极探索，截至2022年8月，已有40多家数据交易场所成立。数据交易场所建设如火如荼，为解决交易过程中的效率、合规、安全、信任等问题提供了重要平台，但也面临数据产权不清、新技术支撑不充分、出现同质化竞争苗头等情况，对此还需各个击破。

　　确权是基础。从实践来看，公共数据和个人数据的权属问题相对清晰，企业数据方面则较为复杂。当前，一些数据交易场所已逐步形成数据登记等确权模式，迈开了破解“确权难”的第一步。从长远来看，根据数据来源和数据生成特征，国家层面的公共数据、企业数据、个人数据分类分级确权授权制度亟待建立，通过分别界定数据生产、流通、使用过程中各参与方享有的合法权利，为激活数据要素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提供基础性制度保障。

　　技术是支撑。数据需要流通才会产生价值，但由于数据具有可复制性等特点，在交易中容易发生所有权交接不清楚、隐私泄露等问题，反而阻碍了流通。破解两难，技术支撑必不可少。在清洗加工等环节，针对交易数据尤其是高敏感度和高价值数据，可通过隐私计算来进行分析、建模。在数据调用等环节，区块链技术有利于实现全链条监管，上海数据交易所已经采用联盟链将与交易有关的信息存储在区块链节点中，提高了交易的安全可信度。在对数据泄露的溯源和追责方面，数据水印技术可将标识信息隐藏在结构化数据中，对溯源取证提供了有力支持。下一步，还需加大这些技术的研发创新、标准完善和应用推广，为数据流通插上安全的翅膀。

　　布局需优化。目前，华东、华南、华中地区的数据交易场所占比达70%，有的单一省份已设立了5家。为了避免区域分割和同质化竞争，主管部门需加强数据交易场所体系设计，统筹优化规划布局，引导多种类型的数据交易场所共同发展，构建多层次市场交易体系，推动区域性、行业性数据流通使用。数据交易场所自身也有必要找准优势，错位发展，提高数据要素供给数量和质量，延展出市场所需的数据产品和服务。

　　2022年12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提出，“统筹构建规范高效的数据交易场所”。随着参与交易的数据类别逐步扩大，数据交易产业链生态雏形初现，统筹构建规范高效的数据交易场所，将进一步促进数据合规高效流通使用，赋能实体经济，助力全体人民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林 琳）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