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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台胞乡亲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美好未来——访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郑建闽******

　　新华社北京12月14日电 题：携手台胞乡亲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美好未来——访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郑建闽

　　新华社记者石龙洪、尚昊

　　“感谢居住在祖国大陆台胞乡亲的信任，选举我担任全国台联会长，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一定不辜负党中央的期望，不辜负广大台湾乡亲的重托。”新任全国台联会长郑建闽14日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第十一次全国台湾同胞代表会议14日在京闭幕，选举产生了第十一届常务理事会，郑建闽当选会长。

　　1981年成立的全国台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台湾各族同胞的爱国民众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台湾同胞的桥梁和纽带。

　　“全国台联成立4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台联人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广泛联谊、服务、团结台胞乡亲，接续奋斗，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贡献智慧力量。”郑建闽说，全国台联始终是充满亲和力、凝聚力和感召力的“台胞之家”。

　　郑建闽长期在对台交流合作的前沿福建工作，自2012年起担任台盟福建省委会主委，经常与台湾乡亲打交道，熟悉对台工作。

　　不忘初心，继往开来。“现在我又将肩负起全国台联会长的重任，能为促进祖国统一竭智尽力，是我一生的光荣与责任。”郑建闽说。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两岸同胞血脉相连，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强调始终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在郑建闽看来，“这充分体现了党对广大台胞的关怀和重视，让台胞乡亲倍感温暖，深受鼓舞”。

　　他认为，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提出新征程上推进祖国统一进程的目标要求，阐明对台工作的基本方针、原则立场、重要举措，展现反对外来干涉和反对“台独”分裂的坚定决心、推进祖国统一进程的必胜信心、为台湾同胞谋福祉的不变初心，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做好对台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为做好新时代台联工作指明前进方向。

　　谈及未来五年的工作，郑建闽表示，全国台联将全面准确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决落实党中央对台工作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锚定使命任务，找准性质定位，发挥特点优势，加强自身建设，把广大台湾同胞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祖国统一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

　　“我们将继续不断地交朋友、建渠道、搭平台、促合作，积极促进两岸民间交流，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灵距离，为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凝心聚力。”郑建闽说。

　　对两岸关系的未来，郑建闽满怀信心和期待。“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动权主导权始终掌握在祖国大陆这一边。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他坚定地说。

　　同心创未来，携手谋复兴。郑建闽呼吁，两岸同胞要携起手来，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出发，矢志坚守追求统一、支持统一、捍卫统一的民族大义，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

　　策马扬鞭奋蹄疾，乘势而上正当时。郑建闽表示，全国台联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发挥好“台胞之家”的乡情亲情优势，为台胞谋福祉，为两岸谋发展，携手广大台胞乡亲，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